梁山英雄全伙受招安责任在谁（转帖）
《细说水浒》：梁山英雄全伙受招安责任在谁
作者：灿烂海滩
来源：青年论坛
提起梁山英雄招安，论者总喜欢把这笔帐一古脑儿算到宋江头上，斥之为“典型的投降派”、“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”、“断送梁山好汉前途、生命的罪魁祸首”等等。当然，作为水泊梁山大头领的宋江，在两赢童贯，三败高俅的大好形势下，积极推行招安是要负一定的责任。但是，梁山好汉最后必竟是全伙接受招安，故此我认为责任也要大家来承担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梁山好汉最后为什么会全伙受招安呢？理由、原因有多方面，综合起来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：
首先，在梁山众好汉中有一个愿意投降，接受招安的班底子。这个班底子由战败投降的朝廷官吏、贵族及地主豪绅组成。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，未上梁山之前本身就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。他们有的人历来受恩宠，祖辈封王封候，自己也享受着同样荣誉，官位也不低，身受朝廷重用。比如关胜任蒲东巡检，呼延灼当汝宁郡都统制，进剿梁山时都为率军主将，态度都十分顽固、恶劣。呼延灼出征前曾得皇帝亲赐踢雪乌骓马，受宠若惊，当即在高俅面前表示：“若是误举，干当重罪。”青州兵败，全军覆灭，呼延灼首先想的是借军报仇，借军报仇惨败，投降梁山后表白一番；“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”。关胜呢，听罢朝廷宣他进剿梁山文书后，先是“大喜”，有报国之机，然后是在蔡京面前献计剿“匪”。捉住前来袭营的张横，笑骂一阵后，表示“直等捉了宋江，一并解上京师”请功。交战中，一再怒骂宋江等背叛朝廷，以示自己忠于朝廷。中计被俘，认为“无面还京”，“愿早赐一死”，投降后，还表示了“有家难奔、有国难报”的感慨。这些战败投降的军官，原留梁山并非真心，而是“无面还京”，败责难逃，只好暂住水泊避难。再说宋江在他们面前一再表白：“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？盖为官吏污滥，威逼得紧，误犯大罪，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，只待朝廷赦罪招安。”宋江这一席话，又正好与这些“有家难奔、有国难投”的败将们一拍即合，所以，他们败降并非真的上山为寇，而是“只待朝廷赦罪招安”，只要有这个机会，他们怎么不投赞同之票呢！
再说卢俊义、李应等一般地主豪绅。卢俊义是河北大名府的“第一等长者”，开着解库（当铺），放高利贷剥削平民，成为“五代在北京”的剥削世家。在经济上属于剥削阶级的上层人物；在思想意识上，他恪遵封建礼教，坚决维护封建正统秩序，对农民起义恨之入骨，立志要梁山泊“人人皆死、个个不留”。路过梁山时，特意带上一袋麻绳，挂上四面小旗，狂妄地表示：“一心只要捉强人，那时方表男儿志”，直接向梁山义军挑衅。正如吴小如先生在《论水浒人物卢俊义》中所言：反动军官们“不管他们自己的想法如何，他们的职业就是搜捕、镇压农民义军。他们同梁山作战，是奉命完成任务。他们职业的反动性质，决定了他们必须执行封建王朝的命令，与人民为敌。而卢俊义的与梁山为敌，对义军的极端藐视，却纯粹出于自觉的反动阶级本质。他不在反动政权中担任任何职务，也没有人指挥命令他这样做。促使他与梁山为敌的动力，只是他自己根深蒂固的地主阶级感情。”最后被擒上山，宋江请他做山寨之主，他是“生为大宋人，死为大宋鬼，宁死实难从命”，予以坚决拒绝，这就充分反映出极其顽固的封建正统思想。李应虽说没有卢俊义那样顽固反动，然而本质与卢俊义一样。试看他与祝家庄、扈家庄结成反动联盟，建立地主武装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梁山起义军。因救了当时还不是梁山好汉的时迁，受祝家小子们的侮辱，又有一箭之仇，才使这个反动联盟关系出现裂痕，但他并不因此接见来访的宋江。祝家庄、扈家庄被梁山义军攻破后，冒充知府的梁山好汉前来追询时，他还一再表白“小人是知法度的人”。为何“使不得”呢？卢俊义那“生为大宋人，死为大宋鬼”是最好的注脚。因为“在阶级社会中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”（毛泽东《实践论》）。他们的思想，没有不是受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。他们是封建社会的宠儿，封建社会正是由千千万万他们这样的宠儿所组成，最高统治者------皇帝只是他们的总代表，封建王朝是他们利益的保护者。也正因此，才使得卢俊义成为“五代在北京”的富豪，李应才有独龙冈上这个拥有地主武装的独立王国。他们最后上梁山，是逼不得已的。逼他们的不是朝廷，而正是梁山上的这伙“强盗”，是这伙“强盗”破坏了自己的安宁、幸福生活；是他们逼的自己“有家难奔、有国难报”。梁山上虽说过着“大碗喝酒，大秤分金”、“异样穿绸缎”的生活，但比起他们原先的生活来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他们人虽上了梁山，但心依然留恋过去，阶级本质并没有改变，他们的思想也与宋江一致，是暂避水泊，专等招安，故此也就成为招安派中的支柱。
再来说说柴进这个贵族。柴进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后裔，本身就是“累代金枝玉叶，先朝凤子龙孙”，“因为祖上陈桥让位有功，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”。在政治上，他享受着连一般官僚都享受不到的特权；在经济上，他有气派豪华的庄园，这庄园的财富，正是柴进从农民身上“聚敛”起来的。但是，他又是封建统治者中的开明者。他敢于结交天下好汉，救助遭配之人。其目的不是有意与朝廷作对，而是为扩大自己的影响，巩固自己的地位。一旦自己有难，立即会引起社会助援。事实也是如此，当他受殷天锡欺凌时，李逵挺身而出；当他受害时，梁山好汉不惜一切相救。他上梁山，并非是他对封建王朝本质有所认识，而要与之决裂，而是他在统治阶级内部纷争失败后逼上梁山的。他的政治地位、经济地位比卢俊义、李应等更加优越，盼招安的心情就更加迫切。上梁山后，他不是认为“国家被我们扰乱”而叹息不已吗？
列宁同志说的好：“在分析任何一个问题时，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，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”﹙列宁《论民族的自决权》﹚。我们在分析梁山招安的责任时，更应持这种历史唯物论的态度。梁山英雄接受招安这个问题的历史范围是什么呢？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。这个社会是划分阶级的，封建社会的基本阶级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。而关胜、卢俊义、柴进等等却正是地主阶级中的上层份子。他们不是作为个人，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之中的，他们与这个阶级一样，都持有这个阶级的属性；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，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，一种是剑子手的职能，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”〈列宁《第二国际的破产》〉。不是么，在协助宋王朝镇压梁山起义军时，他们哪一个不是气势汹汹，不可一世，恨不得一瞬间就把梁山好汉铲除干净，为国家效忠出力；当他们围剿失败后，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更换策略，投降梁山避难，甚至为梁山建功立业，取得信任。当招安气氛一抬头，他们哪个会不推波助澜呢？
本来，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，把原来属于敌人营垒里的成员争取到自己的一方来，这也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。就是对于这些朝廷命官、显贵、地主豪绅也不例外，可团结他们组成对敌斗争的统一战线。然而这些人只是革命者的同路人，而不是依靠的主要对象。他们是各自持有不同的目的参加革命的。在使用他们时，就要报据他们立场转变情况、表现情况来分别处理。而在梁山之上，宋江却忽视了这一切，统治委以重任，把他们安排在执掌梁山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大权的重要岗位上。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，成为梁山寨的副统帅，柴进、李应执掌山寨的财政大权，五虎将中朝廷降将占有四人，而关胜名列榜首，马军八骠骑中，六名朝廷降将、官吏，二员地主阔少，“五大寨”、“四小寨”、“三座关隘”等重要部门也都有这些人。宋江曾多次宣称：“你看我们众兄弟们，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”，而梁山的核心中又大多是这些人。而这些人不但身居要职，而且影响大、能量大，很有号召力。有了这么个班底子，宋江就是没有招安思想，耳濡目染也会受影响。更何况宋江还存在着严重的招安思想，宋江的这种招安思想稍一冒头，那招安也就势在必然了。
其次，梁山之上还有一大帮随大流的人马。这班人马是由中小地主，朝廷下级官吏，地主管家，手工艺人及绿林好汉等人组成。这些人由于经济、政治地位的不同，表现也不一样。比如史进、穆弘等，他们出身于地主家庭，生活比较殷富，他们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态度也占卢俊义、李应一样。比如史进，不用政府指令，他就在家乡自动组织起一支三、四百人的地主武装，“栓东衣甲、整顿刀马，提防贼寇”。他认为农民起义军是“犯着迷天大罪，都是该死的人”。但与卢俊义等有不同之处，他们不是主动向农民起义军挑衅，而且有江湖义气，同情起义军的不幸，愿与他们为友。但要他上山参加聚义，同样他也认为这是“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”，是不清白之事。只是最后为寻找师父将家产用尽，走投无路，不得不单身“剪径”为维持生计。最后虽然也加入了农民起义军，也是因义气相投，为生活计，但本质是难以改变的。朱仝出身“富户”，干的是“专管擒贼拿盗”的工作，因私放雷横被刺配沧州牢城，当吴用、雷横赶到沧州城劝其上山时，他先是正言拒绝：“这话休题”，表示“一年半载，挣扎还乡，复为良民，”最后是责怪雷横劝他上山是“陷我为不义”。当吴用用计，命李逵杀了小衙内、逼他上山时，他对李逵恨之入骨，三番五次“要和李逵以性命相博”。表面上看起来是与李逵的矛盾，实际上是对梁山好汉断绝了他的官路，陷他于“不义”的反抗。他上梁山完完全全是梁山好汉所逼，他又怎不盼招安呢？再来说说燕青，“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，自小父母双亡，卢员外家中养的他大”，可见他完全出身于下层的贫苦家庭。正因为他“吹的、弹的、唱的、舞的、拆白道字，顶真续麻，无有不能，无有不会。亦是说的诸路乡谈，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，更且一身本事，无人比的，”很快成为主人的“心腹”，卢俊义亲昵地称他为“我那一个人”。燕青出身社会下层，按理说他有很强烈的革命性，应是反抗最坚决的造反者。但是由于经济地位的改变，燕青也由卢俊义的家奴，上升为头面人物，故同样称梁山好汉为“歹人”。为了保护主子的安全，他愿“伏待主人走一遭”，与主人一起去“捉强人”。可以设想，如果真要与卢俊义同行，同时被俘上山，他也会与卢俊义一样“生为大宋人，死为大宋鬼”的。他最后上梁山，完全是伴随主人。在宋江推行招安活动中，燕青是相当卖力的，是他凭借自己“百伶百俐”“无有不能，无有不会”的特长，博得东京名妓、皇帝姘头李师师的欢心；是他先以“新莺乍啭，清韵悠扬”一曲吸引了赵官家，然后又以一曲哀伤的《减字木兰花》吐出了真情，讨得自身的赦免；又是他向宋徽奏出宋江一伙“替天行道”，“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，只是早望招安，愿与国家出力”的宗旨，顺利地打通了招安的关节，胜利地、出色地完成了招安的准备工作，为宋江招安铺平了道路。
还有杨志，出身于“三代将门之后，五侯杨令公之孙”，到自己头上，虽做过殿司制使官，但命乖运蹇，运送“花石纲”因“遭风打翻了船，失陷了花石纲，不能回京赴任，逃去他处避难”。仕途坎坷，他仍念念不忘地以“官运”，听到赦罪消息后，就卖掉家当，“收得一担儿钱物”，用贿赂的办法去乞求买官复职。路过梁山时，他也不曾改变他仇视“泼贼”的阶级本性。到东京买上告下失败，被高俅“赶出殿帅府”，也只是“烦恼了一回”，抱怨了一阵。因杀牛二充军大名府后，受到梁中书青睐，破格将“罪犯”杨志委以重用，杨志是感激涕零，认为自己是“如拨之见日一般”，表示要“效衔环背鞍之报”。在押送不义之财生辰纲时，他是细心谋划，不惜军汉性命，为赃官效力，来换取官运亨通。结果生辰纲被劫，他先是发出“俺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”的叹息，进而是以“死”来报效朝廷，最后才是上二龙山落草。就在梁山部分好汉反招安斗争中，也是绝对找不到杨志的一言一语支持反招安。
史进、朱仝、燕青、杨志这批人，可以说是随大流的好汉中的上层分子。他们的经济地位处于社会中层，对朝廷是忠心耿耿，对贪官污吏有一定的矛盾，对起义军又视之为敌。上梁山后，他们都在天罡星之列，政治地位较高，思想意识也与朝廷降将、地主豪绅相近。“杨志这类人，不过是混迹在革命阵营中的客人而已。有朝一日形势有了变化，他还是要去理会本身的勾当”（李希凡先生《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》）。宋江等要招安，他们也就必然符合这种招安观点。
随大流中的下层分子，如手工匠人金大坚、肖让、安道全之类，原先生活虽不很富裕，也有小康水平。他们胆小怕事，愿做良民，被“抓”上梁山，经济上虽强似过去，但作为“寇”，也始终不安心。其他绿林好汉如陈达、杨春、朱贵、杜迁、宋万等等，他们上梁山，就避免了过去身居小寨，势单力薄，随时有被官军扑灭的危险。他们上梁山生活优于过去，但在梁山这“异性兄弟”之中，他们又低人一等，可说根本没有发言权，也毫无号召力，大头领们既要招安，就跟他们上梁山一样，也就随大流了。
随大流的这一班人马，很像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小资产阶级那样，“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，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军，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。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”，“其中一部分，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，就会脱离革命队伍，采取消极态度；其中少数人，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”（毛泽东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）。在梁山之上，影响他们的，正是那些身居要职，愿意招安的大头领，他们那会不随大流，形成一股拥护招安的力量呢？
最后是反招安的梁山好汉的妥协、软弱。梁山上的反招安英雄，是那些出身下层的农民、渔民、小知识分子及下级官员。他们的突出代表就是论者经常提到的吴用、阮氏三雄、李逵、武松、鲁智深等等。他们除了双手之外，别无长物，其经济地位低下，又深受封建社会的残酷压榨，故此他们的反抗性也就最强。他们通过艰苦的斗争，改变了低下的社会地位，换得了梁山上“大碗喝酒，大秤分金”、“异样穿绸缎”的生活，为了保住得来不易的幸福，他们扰散了菊花会、大闹了东京、偷换了御酒、痛打了钦差，一次又一次的与招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但是，由于他们自身的种种原因，加上人数又少，敌不过强大的招安派，最终与招安派一起，接受了招安。
他们自身的种种原因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吴用，他是梁山上的军师、宋江的挚友。在协助宋江创建根据地、发展壮大梁山的事业，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他的观点、主张与宋江应该说是相契的。然而在招安这一重大问题上，他与宋江又有分歧。如果说吴用“从直觉出发感到这是一条错误路线”（孙永都《论梁山义军中的智多星吴用》），我看未必；说他“挫败了招安阴谋”（章智明、宋绍元《试论吴用》）更是言过其实。在招安问题上，吴用与宋江的分歧就在于：他反对宋江的草率招安、“廉价”招安，主张有气度的招安。他认为宋江这种乞求招安，朝廷“也看得俺们如草芥”，主张“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，教他们着些毒手，杀得他人亡马倒，梦里也怕，那时方受招安，才有些气度。”故此在宋江乞求招安的过程中，是他一次又一次地设计、煽动众兄弟阻止。可是在两赢童贯，三败高俅的大好形势下，吴用认为“气度”已经有了，时机也到了，是他主动向宋江提出派人去东京“打探消息，就行钻刺关节，把衷情达知今上”，出了个走后门的招安上计。“燕青月夜遇道君”一出戏，虽说由燕青主演，但编剧、导演却正是这位智多星吴用。宿太尉上山招安，又是他再拜称谢。其实，吴用不但盼招安，还是招安活动的积极策划者、执行者。正是有他出谋划策，才使得宋江的招安变成了现实。
斯大林在谈到俄国农民起义领袖拉辛和普加乔夫时说：“决不要忘记：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。他们反对地主，可是拥护‘好皇帝’，要知道，这就是他们的口号。”（《与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谈话》）。斯大林的这段话也同样可用在梁山好汉身上。阮氏三雄生活在社会底层，生活贫困，受尽压迫和剥削，对封建社会的黑暗有一定的认识，在反击官军围剿中，他们提出了把“酷吏赃官都杀尽”的响亮口号，但是，他们对封建社会的总代表------皇帝却缺少认识，“忠君”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故此他们一面要杀尽贪官污吏，一面又表示要“忠心报答赵官家”。事实也是如此，阮小二在围剿方腊的战斗中战死，阮小五、阮小七却对宋江说：“我哥哥今日为国家大事，折了性命，也强似死在梁山泊，埋没了名目。”可见忠君这一传统观念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。这一席话，也正是他们对宋江推行招安的肯定。尽管在反招安斗争中，他们斗争坚决，也只是执行吴用之计策罢了，并非是对招安错误有什么明确的认识。鲁智深虽也反对宋江的招安，但他也忠君，在大闹菊花会后，不是他第一个认为“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佞，蒙蔽圣聪”吗？如今两赢童贯，三败高俅，奸佞受到打击，圣聪下旨招安，他不也是别无他言，三呼万岁吗？
李逵在反招安英雄中是最坚决的一个，他敢于扯碎皇帝的招安圣旨，揪打来招安的“天使”。是他提出了“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”的口号，要“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，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。吴先生做个丞相，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。我们都做个将军。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，在那里快活，不好地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！”由此观之，其实李逵也是不反皇权的，他“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”的目的，也不过是“在那里快活”。他反对宋江招安的目的，也是为了追求“快活”。他认为招安了，受朝廷、贪官污吏管辖，还不如在梁山上逍遥自在。他的这种思想直到招安后还一直存在。《水浒》一百一十回里，宋江朝贺归来闷闷不乐，李逵说道：“哥哥，好没寻思！当初在梁山泊里，不受一个的气，却今日也要招安，明日也要招安，讨得招安了，却惹烦恼。放着兄弟们都在这里，再上梁山泊去，却不快活！”这就说明李逵对梁山、对招安不可能有鲜明的认识。李逵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，属于游民无产者，“这批人能勇敢奋斗，但有破坏性”（毛泽东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》）。在梁山起义中，他作战勇敢，也干了不少坏事，如杀死韩伯龙、扈三娘一家等等。另外，忠义又是李逵另一个制命的弱点。李逵曾经说过：“哥哥剐我也不怒，杀我也不恨。除了他，天也不怕。”他的“忠义”与别人还不一样：别人忠于义气，而他忠于宋江一人。他对宋江的钦佩，达到了五体投地、是非不分的程度。他认为宋江就是一切，所以一切唯宋江之意志为转移。他虽然多次反对宋江的招安，但在冲突的关键时刻，往往是宋江一发火，一声“黑厮”、“黑禽兽”的喝骂，就使他立即失去了反抗性，变的服服帖贴。他连最后被宋江亲手毒死都不怨恨，哪会坚决反对宋江的招安呢？他连上梁山都是稀里糊涂“跟将你（宋江）来”的，宋江的招安他哪会不跟将而去呢？
“忠”、“义”也是梁山其他反招安英雄一个最大的弱点。他们这些人与宋江、卢俊义等人根本不是一个阶级的人，他们不可能结成一个一致性的同盟，只能是以意气相投为纽带将他们暂时扭结在一起。他们虽然反对招安，但又为“义气”的绳索所牵制，义气是梁山起义军强大、团结的思想基础，它又是造成悲剧的一剂毒药，人人都顺从，这就决定了反招安斗争最后必然要妥协、失败、投降。
最后还想说说武松这个人物。在《水浒》里，武松的确也是反招安的。菊花会上，正是他第一个起来表示不满：“今日也要招安，明日也要招安，却冷了弟兄们的心！”当受到宋江的批评后，他也是虚心受教，同众兄弟一样“称谢不已”。武松为何会这样呢？一是“义气”这绳索的牵制。他也非常崇拜宋江，认为“结识得这般弟兄，也不枉了！”因此，即使在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中，他宁愿放弃自己的主张，也不敢违背“义气”这一个关系准则，不愿去破坏这种团结、友好；二是武松性格所决定的。武松性格的最大特点就是“知恩必报”，而且不分敌友（这一点笔者在《武松性格试议》一文中有详细论述，这里不赘述。）。宋江对他有知遇之恩，他又哪会因招安的分歧而与宋江破脸呢；三是武松早有招安思想。早在他要去二龙山入伙时，面对宋江，他第一个说出：“天可怜见，异日不死，受了招安，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。”这样的话来。未上梁山就打算接受招安，这不是宋江教的，而是武松头脑中固有的；四是武松”封妻荫子“的思想也很严重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，武松甘愿充当统治者的鹰犬。正如马克思所言：“虽能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自我牺牲，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贱的盗窃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一卷）。这正是对武松这类无业游民两重性的中肯评价。
综上所述，在水泊梁山108条好汉当中，有一个愿意接受招安的班底子，有一大批随大流的人马，有极少数反招安但是不彻底而最终卷入招安不能自拔的梁山好汉。宋江推行招安，怎能不很快就实现呢？所以说，把招安的责任全部推到宋江头上，委实不公。招安的责任应该由梁山好汉大家来负。
